陈飞副教授团队在头颈外科学顶级期刊《Head and Neck》发表研究论文

第二，推进法学院校改革发展，发挥好重点政法院校在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骨干示范作用。

肖惠娜总结了守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威慑、认受性、同伴压力（或社会规范）、违法机会和法律的表达等。最后，牢固树立对法治的信仰，这是对守法最高层次的要求。

妥善解决诉讼平台多样化的问题，需要区分诉讼平台的功能与其他平台的功能，更需要处理好法律和技术的关系。（执笔：王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进入专题： 法学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相关立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推动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检察权运行机制，有助于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合力。

就区域府际合作中如何发挥软法的效力，石佑启等认为，有必要在证成软法效力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利益驱动、沟通协商、声誉压力等内容的软法效力保障机制，以更好地发挥软法的作用，促进软法与硬法的有机衔接，推进区域府际合作目标的实现。章志远认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规则的建构，是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理论精细化发展的表现。（2）在规定妇女政治权利、人身和人格权益、文化教育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婚姻家庭权益保障的各章，开篇第一条均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80条确立性骚扰行为人、学校或用人单位违反上述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责任承担 法律责任在一体化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道防线。第83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禁止就业性别歧视的行政法律责任，等等。第77条将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

它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识别歧视、纠正歧视，同时对保障妇女依法享有各项平等权利和特殊权益，防范其在权利享有和行使过程中遭到不法侵害具有积极意义。再如，为防止和纠正劳动全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第42条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负有完善就业保障政策措施，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的义务。

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大修后的《妇女法》进一步强化妇女权益保障的制度机制建设，特别关注妇女人格权益保障，将原人身权利一章改称人身和人格权益，前移作为第三章，突出了妇女作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性即便你成为了低端中的低端，你依然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是任何人无法干涉的，也就是说在基本权利方面，每个人都是完全平等的。

法律既不能人为地强化父母的恩庇，不能因为父母显贵，处处让其加分。二、为什么大家重视平等，却忽视歧视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律最基本的原则，平等既反对特权，也反对歧视。如果李四认为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把张三家人全部干掉，那显然违反了报应主义倡导的公正。边沁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说这就像医生给患者做手术，让病人遭罪但却毫无成效，还不如不做手术。

进入专题： 犯罪者子女 。同理，如果社会的免疫系统被破坏，那么反而会造成摧毁性的后果。

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般预防和法家的重刑主义的区别。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结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级和特权的泥沼。

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出生之前被一块无知之幕遮挡，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何种家庭，不知处于何种阶层、性别或民族，也不知自己的教育水平，身体健康还是病弱，家境贫穷还是富裕，那么你是希望出生在一个父亲贵族儿也贵的身份社会，还是希望出生在一个即便父母罪孽深重，但你依然能不受牵连，能够独立生活的年代呢？ 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命好，或者认为自己不会命不好，但这并不是你说了算。也因此，法律人很少将自己代入强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视野。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生活在黄金时代，总有一些人会实施犯罪。很多人认为报应主义太过感性野蛮，但它其实限缩了刑罚权，张三杀了李四，李四的家人只能找张三复仇，不能连带张三家人。一旦父母入狱，他们本身就会受到社会歧视，法律何必落井下石，赶尽杀绝。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律中很少能够找到有牵连制度的踪迹，这里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来源：凤凰网·风声OPINION 2023年3月2日。第二种公正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公正不是要求对收入和财富进行绝对平等的分配，而是为了确保公平，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倾斜调整。

须知很多企业招聘也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追求的是结果平等，但这只是为了把强者拉到与弱者同等的程度，而不能真正的达到平等。

比如考虑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点，在生育法、兵役法上区别对待，这并没有违反平等的精神。这和功利主义并不相同，功利主义认为刑罚之恶不能超过犯罪之恶，多余的刑罚也就是多余的恶。

前者强调公正，立足既往，认为罪犯实施犯罪，本身应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惩罚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即报应主义思想。这也就是著名的差异原则。法律界为什么担忧牵连制度，就是害怕出现滑坡现象，如果父母有罪，子女不能报考公务员，那么罪责自负的原则就已经被突破，例外的例外就会无穷匮也？ 谁知道哪天不会出现五服以内都受牵连，抑或某个地域一律牵连。当然，法律并不反对合理的区别对待，鉴于人类在起点上存在天赋、财富、个性、教育、性别、种族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法律下的平等并不反对区别对待。

另外，从自然结果来看，子女本身就是父母犯罪的被害人。同样是出国交流的机会，外语水平好的同学肯定占优势，我这种家乡口音的外语肯定被淘汰。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违反了罪责自负，无罪不罚这个正义的底线。被告欣然同意，向公众忏悔自己的杀人行为。

更有甚者，子女有时还是父母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比如父母虐待子女，遗弃子女，出卖子女，性侵子女，不一而足。报应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

特殊预防针对的是犯罪人本人，防止他们将来再次犯罪。人类各个世代千千万万的人从个人经验中所汇总的海量知识，一定大于我们这些自诩为法律专家的狭小知识。持不合理论者认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被抚养人、受其影响的人等就一定会有犯罪倾向、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但差异原则更多是补偿，而不是剥夺。

做了那么冗长的铺垫，那么牵连制度所说的威慑更倾向于公正还是功利呢？显然，它带有效果论的功利色彩。只有当人实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罚。

如果刑罚之痛小于犯罪之痛，但却能防止更多的犯罪，那么刑罚就是正当的。于是办案人员与一位死刑犯商量，只要他认下人命案，便许以诸多好处，如给他将要高考的儿子解决免试入校的手续。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可以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故意犯和过失犯，对己犯和对他犯，对于某些可以牵连，某些就不应该牵连。法律上的平等，不是结果上的平等。